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11月第三周的周三定为世界慢阻肺日，宗旨是帮助人们提高对慢阻肺的认识。

对于COPD患者来说，一句“很难逆转，最好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”是很难接受的结果，但目前的治疗现状也的确不乐观，绝大部分患者在发现COPD时已经处于中度或重度情况。对此，越来越多的医生呼吁，对于COPD，要从“治已病”转换为“治未病”。

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有效预防和提早发现呢？

面对不断上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，中国的慢阻肺防治并不容乐观。慢阻肺确诊率低、确诊时间晚是目前我国慢阻肺面临的难题之一。

“治未病”的第一步：COPD的早期筛查

我们先来浏览一组残酷的数据：

年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，我国40岁及以上人群COPD患病率为8.2%[1]。包鹤龄等[2]研究显示，至年我国COPD患病率已上升至9.9%。

在年欧洲呼吸学会年会(ERS)上王辰院士等报告显示，我国40岁及以上人群COPD患病率达14.1%，20岁以上则达8%。年全球疾病负担报告(GBD)显示，COPD位居我国第三大死亡原因疾病[3]。

现阶段我国COPD死亡率仍有逐年上升趋势，预计至年我国将有万人死于COPD[1]。

《全球疾病负担研究》显示，COPD位于中国疾病负担第三位[4]，预计到年COPD等呼吸系统疾病将位居中国疾病负担首位[5]。

虽然COPD患病率和死亡率非常高，但临床早期诊断率和治疗率却非常低。

调查显示，仅35.1%的COPD患者曾明确诊断，少于25%的患者曾主动就诊，仅6%的患者曾行肺功能检查[1]。

有研究发现，85%的COPD患者最佳诊断时机是在确诊前5年[6]。有报道称，93.6%的早期COPD患者未规范使用药物治疗，仅在出现明显症状时才予对症治疗，此时多数患者失去最佳治疗时机[7]。

COPD的早期临床症状轻微，可能会出现轻微的呼吸困难，慢性咳嗽、咳痰，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。

由于各种因素所致，目前临床上确诊的COPD多数为疾病的中晚期，肺部结构已发生不可逆改变[8]。

而早期COPD与已经明确诊断的COPD病理改变是不同的，早期COPD患者气道阻塞显著可逆，所以推测能够通过早期诊断和治疗COPD，可减缓肺功能损伤这一进程。

TORCH研究亚组分析发现轻中度COPD患者FEV1年下降率较重度患者明显增大,其中中度患者的年下降率是极重度患者的1.65倍,这些强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可给COPD患者带来更大获益[9]。

因此，筛检无症状潜伏的COPD患者，对所检测出的患者进行早期干预，将治疗点前移，有利于改善治疗效果以及降低COPD的发病率、致残率。当前如何提高COPD早期诊断率成为目前研究领域中的热点。

“治未病”的必备：COPD早期症状

症状轻微，甚至无症状

COPD起病隐匿，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，即使气道发生了明显的病理改变，出现肺功能损伤，部分患者症状仍较轻微。

有研究显示，无症状COPD患者占42%，其中15%的患者肺功能损伤已达Ⅲ级但仍未出现任何症状[10]。一项大型调查发现，确诊的COPD患者中无症状者35.3%，64.7%的患者出现咳嗽、咳痰、气喘和呼吸困难等症状，其中症状轻微者超过半数[1]。

但因为文化水平、经济能力等各影响因素，“见症就医”仍是大众就医的主要模式，因此，早期COPD未能引起足够重视。

早期COPD的FEV1年递减率更为迅速

张富强等[11]试验显示，Ⅰ级COPD患者吸入沙丁胺醇后FEV1改善率远高于Ⅲ、Ⅳ级患者，推测COPD早期FEV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气道平滑肌收缩及黏液分泌，若晚期出现气道形态学改变及明显肺气肿，其可逆性则显著降低。

同时也研究证明，FEV1≥50%的患者，其年递减率远大于FEV1＜30%的患者[12]。

在Vestbo等[13]的研究中亦表明了，肺功能Ⅱ级的COPD患者FEV1下降速度最快。

早期COPD患者所占比例大

张荣葆等[14]研究发现，40岁以上确诊为COPD的患者中Ⅰ、Ⅱ级比例达74.52%，部分地区甚至高达93.8%。对我国七个省市进行流行调查显示，Ⅰ、Ⅱ级患病率占70%[1]。提示临床应将COPD的防治重心转移至早期COPD患者身上。

“治未病”的关键：选择有效的早期筛查

肺功能检测

肺功能检查是判断气流受限的客观指标，可用作诊断、评估疾病严重程度、疾病进展、预后以及治疗效果等[15]。

肺功能测定检查中，1s率（FEV1.0％FVC）可作为气流受限的一项敏感指标。1s量（FEV1.0％预计值）为评估COPD严重程度的一个指标，具有重复性好、无创、患者容易接受等特点。

肺功能测定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早期诊断、监测病情以及判定疗效的重要方法。

但是肺功能检查虽是诊断COPD的金标准，医院医院并没有得到普及，导致相当一部分COPD患者被漏诊或者误诊，以致疾病发展到中晚期再进行干预治疗，治疗效果不佳，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。

同时也研究显示，当肺功能指标出现异常时，可能已有30%的患者肺功能破坏，故其早期诊断价值有限[16]

筛查问卷

应用筛查问卷进行COPD筛查，其具有简便、经济、有效等优点，医院。

先应用简单有效的筛查问卷对高危人群进行调查，结果呈阳性者则进一步行肺功能检查，二者联合使用可有效提高早期诊断率，降低筛查成本。

当前常用的问卷如COPD诊断分数[17]，COPD筛查问卷(COQ)[18]、COPD人口筛查问卷(COPDpopulationscreenerquestionnaire，COPD-PS)[19]及肺功能问卷(LFQ)[20]等的综合诊断能力均较好，可用于初级医疗机构对COPD的筛查。

此外，López等[21]编制的COPD7项评分量表，对疾病早期具有较好的鉴别诊断力度；Dirven等[22]设计的COPD筛查量表，具有较好的灵敏性和特异性。

其中COQ已获得广泛认可，被国际初级保健气道组织(IPCRG)等推荐使用，该表在中国同样具有较好的适用性，进行调整后其筛查力度更强[23]。

6min步行试验(6-MWT)

体操作方法：受试者在一段30m长的安静走廊上来回往返行走,尽最快速度,不能坚持时可自行减慢速度或稍作停歇,检测人员每分钟报时1次,并鼓励受试者。

如果受试者出现明显气促、胸闷、头晕等症状,应立即停止试验。测试结束时测量并记录受试者6-MWT距离[24]。

6-MWT不需要先进、价格高昂的设备,亦不需要检查者具备复杂的检测技术。检查者只需通过简单易行的操作,即可综合评估慢性疾病患者运动能力,又较好地反映患者的肺功能。

国内已有多项研究表明6-MWT距离与第1秒用力呼气量(FEV1)、第1秒用力呼气量/用力肺活量(FEV1/FVC)比值正相关,反之肺功能越差,6-MWT距离便越短[25-26]。

国外亦有研究[27]发现6分钟步行的距离越短，FEV1%pred越低，是目前公认的评价COPD患者生活质量及运动能力的有效方法。因此适合在基层医疗单位对长期吸烟或有慢性咳嗽、咳痰症状者进行筛查。

MontesdeOca等[28]还发现经过6分钟步行训练,慢性肺疾病患者的运动耐量及生活质量等均得到良好改善。

生物标志物检测

早期的COPD是发生在生物化学和分子细胞水平的，炎症性标志物可能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和预测评估方面起着关键作用[29]，因此生物标志物的检测在COPD的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。

CRP是一种急性期炎症蛋白，它可以与其他炎症分子例如金属蛋白酶一起参与COPD的发病过程。血清中CRP的基线水平与肺功能的下降有关，并且该分子的升高与FEV1的变化相反，其他炎症标志物如基质金属蛋白酶-1、7、9也具有类似的变化[30]。

运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白细胞CD64、CD11b指数以及血清可溶性髓系细胞触发受体－1(sTREM－1)[31]对于早期诊断COPD急性加重期及判断感染程度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[32]。

8-异构前列腺素是一个重要的前列腺素异构体，与氧化损伤相关的标志物,研究表明，8-异构前列腺素在COPD患者的痰液中升高，并且与吸烟和FEV1的下降相关[33]。

由于检测方法的限制，炎性标志物并没有被广泛用于COPD的早期临床诊断中。因此，检测方法的改进及哪一种炎性标志物更适用于COPD的早期诊断仍然需要大量研究去探索。

“治未病”需要社区医生的参与！

医院就诊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，其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和社区中度过，因此，对于COPD的防治应当尽可能拓展到患者的家庭乃至整个社会。

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(版)(GOLD)[34]就特别指出：在许多国家，绝大多数COPD患者是由初级保健医师或全科医师进行首诊治疗，这些医师也是大众医疗保健的主力，担负着向患者和公众宣传减少COPD危险因素的职责”，因此社区应是COPD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的主要场所。

但到目前为止，医院,限于缺乏相关专业仪器设备、医师认识不足等原因,使社区COPD管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。

一项采用问卷方式的调查,对成都市4个区共6个社区卫生中心的医师进行横断面调查，结果仅36.5%能全面认识发病高危因素，了解COPD疾病特征者仅占21.9%[35]。

另一项同样采用问卷形式对上海4医院的全科医师进行的调查，仅有34.1%的社区医师知晓长期家庭氧疗需每天＞15h[36]。

COPD的早期筛查工医院医院密切合作，如提高肺功能检查普及率、进行肺功能知识培训、定期加强对社区医师进行最新专业知识培训，不断更新COPD理念，努力做到疾病早期诊断、早期干预,以降低病死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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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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