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多数时候，女性都是作为被动受害者，被人们看见她们遭暴力和不公碾过的狼狈模样。

《小娟（化名）》的字里行间

方云槐：大家对这首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

陈竹沁（《全现在》水瓶纪元作者）：我最早想到的是合肥少女毁容案，当事人叫周岩。当时媒体报道的时候会写“这个十七岁少女拒绝官二代求爱，被烧伤毁容”。我那时还在读大学，性别意识也没有现在这么强，所以注意到的也是网民更多在谴责“官二代”这样一个身份。像《小娟》这样一首歌能够发表，还是能表明性别意识的进步。

黄霁洁（《澎湃新闻》人物栏目记者）：《小娟》里面有句歌词，叫做“知晓我姓名，牢记我姓名。”它有点让我想到斯坦福大学性侵案，当时的受害者在法庭上公开了自己的姓名，讲了一段受害者影响陈述。我感觉她公开自己姓名的行为，一定程度上是她不想以这个化名的身份作为一个符号、作为一个标签生活在这种社会新闻里面。她想让大家知道，她是一个具体的、活生生的人。

方云槐：我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脑子里是柴静写的《看见》里面的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沉默在尖叫》。讲的是一群被家暴的女人，她们最终杀害了自己的丈夫。霁洁最近写了一篇一位女性杀害自己丈夫的报道：《困于家暴五十年：一起杀夫案始末》。你能讲一讲吗？

黄霁洁：我是去年十二月去采一个杀夫的案子。当时判决书里面写，她被家暴的时间有五十多年，直到某一天晚上，她趁丈夫熟睡的时候用擀面杖把他杀了。当时我非常想知道她是怎么在这五十多年里面生活下来的，因为这五十年几乎是她的一辈子了。

这个过程中，她也做过挺多反抗，包括逃跑。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细节，她的村子旁边就是嫩江，这片江到了冬天会全部冰封，对岸是内蒙古的一个自治旗。

方云槐：你刚刚说这个（家暴时间）跨度实际长达五十年。这五十年中她还生下了两个儿子，到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他们现在的性格大概是怎么样的呢？

黄霁洁：案发的时候他们已经四十几岁了。去接触以后发现，他们对父亲还是挺恐惧的，晚上做梦还梦到父亲活过来，在那边闹，要打母亲。大儿子跟我说，他一直很想逃离这个家，就是不想在这个家里面待着，他整个心态都是非常麻木的。还有一个孩子对母亲非常依赖，所以他没有离开这个家。他妻子说他的口头禅是“没有用”，就是做啥都没有用。

即使他们的母亲最后以杀人的方式结束了这种家暴，但她还是挺痛苦的。因为她最后精神鉴定结果是“灾难性经历后的持久性人格改变”。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之后，不停地跟孩子说：“我其实没有想打死你爸，我就是想打残他，我养活他。”可以感觉到她一点也不想要杀人，但是她已经到了一种走投无路的地步。

方云槐：我想到一部美剧《致命女人》，这部剧带给一些观众一定的爽感，好像报复了一个渣男，但和你的叙述是截然不同的，这件事情带给她的是一个悲剧，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。

黄霁洁：是的。她最后虽然脱离了家暴，但还是要在监狱里面度过余生。所以她这辈子可能都没有自由自在地做过什么事情。

方云槐：这个施暴者，也就是这个家庭中的丈夫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你怎么去理解他的行为？

黄霁洁：他的妹妹说，他自己的父亲也有打母亲的行为。当时我想，他会不会也在经历一种暴力模式的的延续？这一类施暴者还挺典型的。我去采这个案子之前有看《冰点周刊》的另外一个报道，叫《一个遭遇家暴女人的致命还击》，里面的施暴者就是一个农村男性。当时他自己要建房子，但是他本身身体太瘦弱了，有肺气肿，这个房子就建不起来。

可是他们的家庭是完全不能负担的，会让我感觉有一部分的施暴者，可能是这样一个类型。

陈竹沁：我之前正好读了一个牛津学者HamsaRajan在青海藏族地区做的家暴田野调查，她分析了这种家庭结构带来的一个问题——婆媳之间的关系。

我们也能够想象，很多时候男性承担了比如外出打工（的责任），他不一定在这个家庭中。对于女性性别角色分工的规范，是由一个曾经从年轻媳妇成长起来的“婆婆”来承担的，所以“婆婆”更像是父权制的代言人。

放在方洋洋那个案子中也非常典型，它（的）事发地叫方庄，她嫁到的夫家叫张庄，之间也就隔了十公里。方洋洋在的方庄里，大家很少看到她，也就一年过年的时候看过她一次。当时村民已经见证了丈夫对她言语上、行为上恃强凌弱的感觉。也有村民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冒犯，直接打了她的丈夫，可能也加剧了丈夫对于方洋洋，包括整个方庄的仇恨。

去张庄那边采访的时候，很多村民潜意识里也有一种自己是不是扮演了帮凶角色的愧疚感。但在面对记者质疑的时候，他们更多的是退避三舍，然后三缄其口。我当时也跟霁洁有一个同样想去求证的问题，就是方洋洋在长达半年的虐待过程中，她有没有反抗或者求助？

但我能够得到的，只是方庄的村民从张庄那边听过来的流言，说他的邻居曾经听到过方洋洋的哭声。也有一个说法，说她曾经逃跑过，方庄正好沿着一个铁路，她已经跑出去非常远，已经在玉米地里面。那个形象跟刚刚霁洁说她走在冰河上是一样的，非常有画面感。这个描述对我来说也挺有冲击的。

方云槐：听到这个故事，我有一个疑问：暴力会传染吗？

陈竹沁：在农村，婚嫁或者传宗接代的压力会把生育跟财产紧密地绑定在一起。对于方洋洋一家来说，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夫家的选择了。因为洋洋本身有一定心智障碍的问题，但即使是这样，夫家也要付出可能比其他女性相对少一些，但是也是十几万的彩礼。

所以当时张丙他们去方家去理论，也是说你要拿钱把这个病治好，就可以再继续生活下去。原先家庭没有承担这个之后，他们最终就采取了这种囚禁式的（方式），把她作为人质放在家里，宣泄自己的财物受到损失之后的一种发泄心理。

方云槐：我相信大多数读者会觉得方洋洋是一个很悲惨的人，她死得很悲惨，一生也过得很悲惨，但是她死后居然还要被拉去配阴婚，这个结局我一开始看到挺不能接受的。你当时是什么感受？

周建平：跟刚刚两位老师的案例不大一样，我采访的时候见到当事人，她的反应异常平静。有可能因为她处于一个很安全的状态，她已经得到了公益机构的帮助，包括律师的，还有医疗的。有医院愿意帮她做鼻子的整形，也有一些公益机构愿意出钱帮助她的小孩继续接受教育，她的丈夫也在拘留所里面。但是对她女儿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，当时心理医生说，大女儿整个人非常木讷，你跟她搭话，她几乎没有反应。

方云槐：我对《被咬掉鼻子的女人：带俩女儿逃离家暴》另外一个印象还蛮深的细节就是，当这个施暴者的妻子提出要离婚的时候，他甚至会当着众人面前下跪，然后保证说再给我三个月，就这个样子，他好像形成了一个无限循环。你对于这个怎么看？

周建平：有些性犯罪相关专家说这种循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对方，我觉得确实是这样。为什么对小孩很少存在这种循环？因为小孩没有能力离开这个家庭或这个施暴者，而一个成年女性是可以做到的。所以每次家暴之后，很多女性会说“我离开”或者“我要跟你离婚”，这种时候施暴者就通过道歉、下跪表现得非常真诚，其实是为了不让对方离开自己。

那种不寒而栗的爱情

方云槐：我发现另外一种暴力也越来越被大家